也正因为如此，分裂分子，乃至背后挑唆的印度政府，一直试图在这一点上蒙混过关。
行政法官们需要基于理性中立者的立场，运用民事裁判中的合约性审查规则，去寻找当事人的真实意愿。[9] 参见卢护锋、王成明：《行政协议纠纷司法审查规则探析》，载《法治社会》2018年第2期。
某一项民事合同中，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对标的进行反复磋商。意思表示蕴藏的约束力，首先是要求双方忠实履行行政协议的内容，此时可援用合同法全面履行的原则。一是探究意思表示真实性。[29]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否则，该意思表示难以促成行政协议上的法律效力。
第三，其他行政协议解释权对意思表示的冲击。[44] 参见章程：《论行政协议变更解除权的性质与类型》，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23]所以，高木光提出技术标准准据方式，[24]来使司法控制的界限予以正当化。
按照《办法》第21条的规定，秘书处只是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是否具有完整性、规范性、与委托协议书的一致性进行审查。对此概念的理解，大致有两种立场。这种做法固然能节约执行的成本，但其合理性仍有待思考。（一）技术标准性质的不同观点 对于技术标准的性质，在我国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法规命令说。
根据联邦污染防止法第5条的规定，一定设施的设置、操作要得到行政机关的许可。[6]高木光『技術基準と行政手続』（弘文堂，1995年）49-50頁参照。
从权限上来说，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是标准的制定主体，评审委员会只是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工作提供咨询意见。参见宋华琳：《制度能力与司法节制——论对技术标准的司法审查》，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1期，第50页。在内容上，广泛吸收了技术标准。在风险社会中，面对科技应用引发的不确定性在扩展，技术标准的作用也在日益凸显。
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性并非是标准自身的强制性，而是因为法律、法规引用了技术标准，该标准才得以强制性地应用。在Codex标准的制定中，必须基于健全的科学分析，根据科学是基本原则，在科学以外的要素中，实行可能性和经济利害得到明确规定，其他要素则要在上述条件下进行判断。技术标准的性质和内容构成决定了行政机关应当以何种组织形式、遵循何种程序、考虑何种因素制定技术标准。但只要是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因其限制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就应当在制定上获得法律的授权。
[5] 上述四种观点角度不一。（一）技术标准的科学要求 在技术标准制定的容许性上，是否需要有法律的授权，才能制定技术标准？通常，推荐性标准无需法律授权，诸如团体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
该说认为，技术标准在性质上相当于法律规范，只不过是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规范。《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2项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农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标准的制定仅为科学问题。标准按照内容大致有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经济标准等种类。如此，也符合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定位。如此，技术标准以不定性为法规命令为宜。在我国，有人认为，制定发布标准属于行政行为，私人不服行政行为时，可以对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要求附带性审查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标准。一般承认的技术标准概念在19世纪的德国立法已有采用。
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Codex标准时是允许在科学要素之外考虑其他要素的。该立场意在提倡，在认识水平发展后产生了新的应对危险的必要性时，而多数技术人员没有认识到其必要性，就不要妨碍行政的介入。
有法律授权的技术标准，既有可能是强制性标准，也有可能是推荐性标准。本文将在阐明技术标准性质的基础上，分析制定技术标准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要求，进而分析其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及其方式。
该说认为，技术标准不是法律规范，而是行政机关为了判断一定事项而采用的规则。但对于行政机关与法院而言，要查明什么是必要、适当、合适的，就必须进入技术领域的意见对立之中，如此就更难形成标准的事实确认与判断。
在张某诉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行政其他行为案中，法院对摩托车报废标准所涉及的上海市公安局等的文件与法律、公安部等的规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审查，认为不抵触上位法的精神和内容，可以适用于本案。在技术标准制定之后，有时还要根据技术发展适时变更标准。法院审查技术标准或者审查含有技术标准的案件是有难度的。[17]类似的，《环境保护法》第18条第1款规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来制定。
这种技术标准应作为预先的专家鉴定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制定技术标准固然要遵循科学原则，但也要考虑社会的可接受性等因素。
在起草和审查中，不仅有科学性的问题，也有多方征求意见的民主性问题。原国家技术监督局解释指出，所谓‘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是指，从事科研、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
立法者要求法律规制须与科技发展步伐一致，所采取的必须是最新科学知识认为必要的防止损害的防卫措施。因为所涉领域多种多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应由多方面的专家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的代表组成。
在科学性上，要制定技术标准，首先要进行风险评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章程》（卫监督函〔2010〕46号）第9条规定，委员会设立秘书处，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另一个立场是，仅此还不够，标准的资质还要得到客观的检证。[20] 要顺带提及的是，技术标准的制定与检查同样重要，为了保证技术标准制定的独立性，让技术标准制定功能与检查功能相分离是合适的，但为了确保在制定上获得必要的现场信息、知识等，又有必要让两者功能之间具有一定的合作。
（第24条第2款）这种记录对于今后发现问题、改善标准是有积极意义的。（一）起草的专业科学性 通常，风险行政管理机关自身并不拥有起草和审查技术标准的能力，需要借助于外部专家的力量，通过招标、委托等形式选择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单位承担技术标准的起草工作。
技术标准的效力源自于法律，法律既可以赋予某些标准以强制性（例如，《食品安全法》第25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也可以明确其他标准仅具有推荐性。（三）技术标准的共性与差异 技术标准的特性可以在与法律的比较关系中得以彰显。
[25]有关风险行政的司法审查，可以围绕着技术标准展开，也可谓技术标准准据型司法审查，一方面可以提升司法审查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司法审查的难度。1978年2月17日，联邦行政法院在福尔德（Voerde）案中采用的就是这一理论。